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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转折点

1998-10-03 来源:光明日报 任吉悌 我有话说

20年前,由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而启开的思想解放运动,引发了学术思想的解放,激活了科学创新思维,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78年10月15日至11月5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以及原安徽劳动大学联合在安徽芜湖召开了全国首次西方哲学讨论会。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院规划办公室编纂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学习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认为以这次会议为开端,学术界在关于西方哲学史的性质,哲学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西方哲学史的分期,哲学史研究方法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逐步克服了以往把哲学史看作是社会政治状况的直接反映以及仅仅以社会形态或阶级属性作为分期标准的简单化倾向。这次会议是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转折点。

这次会议对于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某些传统的既定的结论的否定。在讨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性质时,否定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是贵族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这一既定的传统的结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特别是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研究,深受40年代以来苏联哲学的影响,把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法国革命的反动。这样的判断,歪曲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阶级实质,否定了它的进步的历史作用。与会同志根据历史事实,坚持历史的、阶级的分析观点,认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是当时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革命哲学,是法国革命理论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说它是贵族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法国革命的反动的结论,不符合历史实际。

二、对长期作为学科定义的重新讨论。日丹诺夫在1947年苏联召开的“西欧哲学史”讨论会提出,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从唯心主义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长期以来,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在原苏联以及解放后的新中国哲学史界,似乎成了毋庸置疑、无须讨论的定义。这次会议认为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是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了,片面化了。它仅仅强调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斗争的一面,完全忽略和否认两者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相互渗透的一面。同时,这一定义也没有涵盖辩证法同形而上学之间的斗争。对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定义的剖析,启迪人们更深入地研究哲学史的对象和定义。

三、从批判转到科学分析。如何看待现代西方哲学,在这次讨论会上,对它从过去的批判转向科学分析,这是学术思想解放的重要表现,是一次对现代西方哲学在认识上的转折。现代西方哲学在我国经历了建国后17年的批判性介绍和“文革”10年的沉寂。从总的方面说,那时对现代西方哲学采取简单的批判和排斥态度。这次讨论会开始了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真正研究,对它作出具体分析,敢于探索其中合理因素,摈弃以往一棍子打死的做法。与会同志提出,现代西方哲学不论它反映是怎样的经济基础,有怎样的阶级属性,但从认识论和历史观的视角看,不能说它和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关系。事实上,一些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和科学技术的某一或某几个领域的现代化有关的,包括对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和管理经验的概括。同时,有的学派还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被奴役的状况作了分析,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深层弊端,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和精神危机,为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学术思想解放和其他领域的思想解放一样,必须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为科学本身就是实事求是,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其价值不因“不虞之誉”而增加,亦不因“求全之毁”而减少。自然科学史证明,当原有的自然科学理论同新的科学实践发生冲突时,科学就要突破旧的理论创立新的理论,同时这种新的理论又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同样,哲学社会科学史也是如此。这里的实事求是就体现为必须尊重历史事实。

这次会议之所以是一次学术思想解放的盛会,就在于发扬了学术民主,创造了民主、和谐的学术环境和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学术氛围,促进了学术思想解放,激发了科学创新思维,推动了学术事业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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